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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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诏》刘彻（汉）
对于国门生物安全的概念自古已有
谈到国门生物安全你会想到什么？是抵御生物物种入侵还是防治国外疾病传入？是提防国外的生物恐怖袭击还是保护国内基因资源流失？这些都是，但国门生物安全的概念在今天不仅庞大，而且还一直发生着变化，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解那就是将生物因素的危险拒之门外。
保护国门生物安全的行为和概念自古有之。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前《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就记载当时的火炎防疫规定，凡诸侯国来的客人，必须用火燎烧其马车衡轭和牵挽用的马具，防止将寄生虫病带入秦国。利用高温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国门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文献。
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认知始终有限的。知识积累是我们获取安全的最大资本，那么认知的未知就是对安全最大的威胁。当有匈奴人将马捆绑送到城门前的时候，将患病的牛羊埋在水源上游之上，而汉朝对此并无确切的认知的那一刻起，战争的攻防之势就已经发生变化。依靠着认知的局限，这种简陋的生物武器轻松的在汉朝的国门上撕出一条口子。
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的尺度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相关
应该可以这样说，得益于我国古代的国力，在明末清初进行一系列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我国的国门生物安全水平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
秦还设有疠迁所，汉朝设庵庐、唐朝设病坊、两宋设安乐坊等疫情隔离机构，而元明时期我国港口甚至已经有专职人员和机构，对来往船只和人员进行审查隔离，以防止疫病传播。
因为黑死病传播和大航海导致的更大范围的沟通，西方港口隔离防疫制度的形成时间更早。以地中海南部地区城市群为首逐渐建立起港口防疫制度，并逐渐向北部和西亚沿海地区传播，最终由意大利、法国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政府后产生了改良版的港口隔离防疫，创建了由观测站、隔离医院和消毒所组成的抵御传染病的卫生控制系统。
港口卫生控制系统在文艺复兴及随后的时期被人们广泛接受并加以完善，甚至形成与我们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应用广泛的健康码非常相似的“健康证书”。卫生机构出具的“健康证书”用以证明有关船舶经过的前一港口没有疾病流行，可以驶进港口，而无须接受隔离。这套系统对于控制整个欧洲的肆虐长达几个世纪的霍乱、天花等疫情的发展传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6世纪港口隔离防疫的水平差距，是在国门生物防疫水平上，中国与世界先进地区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后，西方国家因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国家地区之间交流增多，极大促进了国门生物安全制度和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虽然不够完善，但包括隔离、检查、消毒处理等措施的系统制度。而我国再次出现类似的制度则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在通商口岸海关由此建立的海关医务所，负责港口隔离防疫工作。这种较西方有较大差距的国门生物安全保障工作，直到持续至我国加入WTO后才有较大改善。
我国现行海关生物安全保障制度仍属宽松
今时今日，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海关管理管制生物资源进出口的尺度，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显宽松。导致这种现状既有历史欠账原因，也有我国的自然环境的因素，更有当下生物技术发展水平和当下经济政治条件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长时间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我国在上世纪50-70年代，被西方发达国家联盟封锁，进出口业务量曾长期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产生得问题并不严重，所以相关制度和技术得需求不高，影响其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进出口行业急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处于进出两旺的大好局面，进口和出口总量都呈现出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实体经济发动机在生产资料和商品生产上所必需条件，但问题在于，在巨大的物质交流需求下，相关制度和技术发展速度却不能匹配进出口业务，成为影响我国海关生物安全上略显宽松的最关键的原因。
我国自然条件较好，历史上经历过多种的自然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冲击，物种繁多，生物链交错复杂，自然环境丰富，生态位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可替代，有较好的网络稳定性，本土物种面对外来生物的入侵有较强的抵抗能力，这无形中也削弱了我国对于生物安全的刚性需求。
国家生物安全的制度和防治技术水平与国家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程度相关
现代生物安全的概念虽然早在上世纪一战前后就已经建立，如1921年，法国组织发起了国际动物流行病学大会，促成于1924年建立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再后来，管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诞生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等。但我们今日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国门广义生物安全概念，其实更加具备现代意义，是随着生物基因技术和全球化运动产生大生态概念的成熟诞生的，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即便如此，受制于我国生物科学理论和技术发展水平，发展较发达国家仍显滞后，同时，我们需要正视的是，我国生物相关检验技术和设备的储备仍显不足；同时，检验检测工作需要相当的人员和资本投入，这些投入需要时间的积累，而我们还有相当大的缺口，现有资源难以满足海关进出口检验工作的需求，这种技术上的历史欠账，因我国高涨的进出口贸易更加凸显。
